中国矿业的发展 （下）
三、隋唐时期（公元589年～公元907年）
隋唐时期采矿遗址
这个时期的矿产开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隋初，为了结束长期缺乏货币的局面，曾大力开采铜、铁、锡、铅等矿。《隋书·地理志》记载有冶官4处，即：延安郡的金明（今安塞北）、河南郡的新安（今新安县）、隆山郡的隆山（今四川彭山）、蜀郡的绵竹（今绵竹县），其中四川就有2处。此外，河东郡安邑有银冶。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晋王杨广于扬州（治今南京市）立五炉铸钱，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令汉王杨谅于太原（今太原西南）并州立五炉铸钱，又令杨广于鄂州（治今鄂城县）白紵山有铜矿处置十炉铸钱，令蜀王杨秀于益州（今成都）立五炉铸钱，说明隋代所开发的银、铜矿（及其伴生矿产）在今陕北、山西南部、四川西部、河南、长江中下游（大冶至南京）。
唐初于洛（洛阳）、并（太原）、幽（北京）、益（成都）等州置钱监，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置桂州（今桂林）监，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于绛州（今新绛）置汾阳、铜原两监。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时（公元742年～公元755年），天下（全国）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州）、润（今江苏镇江）、宣（今宣城）、鄂（今武昌）、蔚（今灵丘）皆十，益（州）、郴（州）皆五，洋州（治今陕西西乡）三，定州（今定县）一。”
又说：“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今河南陕县）、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饶（今江西波阳）、衢（今浙江衢州）、信（今江西上饶）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元和初（公元806年）天下银冶废者四十。”
此事可见天宝时统计数字中，钱炉和银冶数字均不实。另一方面，这些数字也表明唐代中期矿冶较汉代大有发展，在大框架上还是继承了汉代的矿产分布格局，铜矿仍以山西南部为主，绛州的钱监占全国二分之一，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弱。郴州有桂阳监钱官，有平阳（今桂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二百八十余井，采铜铸钱。也开辟了新的矿产地，润州、饶州、衢州、信州（本与饶州为一州，唐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分立饶、信两州），是唐代新开辟的位于江、浙、赣的矿产地。而且江南矿冶当时占全国一半以上，明显看出了开发重点的南移。隋唐至五代均在鄂州白紵山采冶铜矿，南唐时升为大冶县。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所开发的铁矿产地有104处，其中山西15处、四川22处、陕西10处、河北9处，长江以南达32处，岭南的福建、广东、广西也得到了开发。金、银、铅、锡、汞大部分产于南方各省，而以江西、福建、湖南、两广为多，其中的银多为铅锌矿的伴生矿产，并非纯银矿。
四、宋元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
宋代作为矿产开发的鼎盛时期，其矿业发展已远远超过隋唐时期。但北方地区被辽、金长期统治，发展比两宋要落后得多。元代的矿产开发也较两宋时期有很大的逊色。就宋代而言，北宋时期是全面发展，南宋时期只保有淮河以南及四川等地，发展以南方为主。
宋代矿业发展已远超隋唐时期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以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6年）为代表，全国共有“坑冶（即矿冶）总二百七十一”，其中金之冶十一，银之冶八十四，铜之冶四十六，铁之冶七十七，铅之冶三十，锡之冶十六。
到了南宋，北方已失，只能发展江淮以南的矿业。与北宋相比，江淮以北各冶全弃，南方的矿区有所增加。
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公元1131年～公元1165年）全国金属矿产的重点矿区，以铁、铜、锡、铅为例，如安徽铜陵，湖北大冶，江西德兴、铅山，湖南浏阳，福建浦城，广东韶州等处的铜矿、铁矿； 浙江永康，江西弋阳，福建南平、邵武，广东连山的铜矿； 江西大余、铅山、建宁、南平，湖南桂阳、郴州、宜章、常宁，广西贺州等地的锡矿、铅矿，都有开发。而胆水浸铜即湿法炼铜兴于宋代，从北宋中期至南宋为采冶铜矿的主要方法。浸铜最著名的四大场分别是江西信州的铅山场、饶州德兴的兴利场、湖南浏阳的永兴场、广东韶州的岑水场。
宋代的水银产于秦州、阶州、商州、凤州。朱砂产于商州、宜州（今广西宜山）和富顺监（今四川富顺县）。
石炭（煤）在隋以前，民间已用作燃料。至北宋时期，河东（今山西）最盛。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因“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即官卖石炭，市价顿涨，不便于民，取消官卖。两年后，即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官卖石炭又增加二十余场，“汴京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据《文献通考·征榷》记载：“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诏石炭自怀至京不征。”就是从怀州到开封的煤炭，不准中途征税，由此得知煤炭来自怀州（今沁阳）焦作煤矿。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东坡在徐州太守任内，访获州西南白土镇之北的石炭，随即开发，用以冶铁、作兵器。这里今属淮北煤田，应为此煤田发现之始。
石油：北宋沈括（公元1031年～公元1095年）考察延安附近的产地后，在《梦溪笔谈》中记曰：“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扫其煤为墨，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
这一时期，辽、金在北方的矿产开发较宋朝逊色。辽代只在黑龙江的室韦部有金银铜铁矿，其后有三个铁冶在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前二处地址不详，手山即今鞍山的首山。又在襄平（今辽阳）置采炼铁民300户，在辽河之源和阴山北发现金银矿，兴冶采炼。
金代曾在代州、曲阳采铜铸铁，不久即废。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的矿业基本没有恢复，只有少数地区由民间开采。
元代矿业有所衰落，但恢复了江淮以北广大地区和云南等省区的矿业。
五、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
明清时期的矿产开发较元代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铜、铁、铅、锡、银、金、炉甘石（菱锌矿）等金属矿产地有401处。其中，铜53处、铅22处、锡40处、银74处、金66处、锌（炉甘石）8处、汞26处、铁124处。
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库存铁多，逐步停止官冶，发展民冶。民冶最著名的为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
在明代，煤已成为重要燃料，南方各省的煤也逐渐开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据《明一统志》记载：明代采煤以北京、山西、河南最盛。
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采矿场
关于石油的开采，据曹学佺撰《蜀中广记》所述：明正德（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末年，四川“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此是石油，但出于井尔”。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代矿业的发展趋势，但也开辟了新的产区，如新疆、蒙古和东北各省，并且开发了一些新矿种，如锌（白铅）、锑、锰、钨等，这已是1840年以后即近代矿产发现史的内容。
清代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前，划入明清时代，以后划入近代。
清初期矿产以民间私采为主，产地史料甚少。官营采矿始于顺治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停采。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开古北、喜峰口铁矿。康熙初开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均已停采。云南铜矿自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准许开采，雍正以后产量较大。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始准开山东铜矿、煤矿。乾隆四年至五年（公元1739年～公元1740年）间，开云南铜矿，其中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各厂最盛，大功厂矿丁人数达到六七万。其次为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发度、万象等厂，各厂矿丁也有万余，即今东川—易门铜矿。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云南铜产量每年超过1200万斤，是滇铜的极盛时期。
清代铅锌矿的开发目的也是为了与铜配合铸钱，盛于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公元1723年～公元1820年），产地有贵州的威宁、普安（今盘县）、大定、南笼、遵义、绥阳、水城、思州、松桃等县，云南的罗平、东川、临安等县，四川的会理、冕宁、云阳、长宁等县，湖南的郴州、桂阳州，广西的临桂、义宁、宣化（南宁）、怀集、恭城、思恩、上林、融县（四顶山），广东的丰顺、阳山、大埔、永安等县，江西的玉山、长宁，甘肃的皋兰、安西、灵州（今属宁夏），新疆的伊犁、吐鲁番、乌鲁木齐，直隶（河北）的昌平、延庆、房山、赤峰，山西的交城、阳城、平定、盂县、平陆等。其中有的曾长期开采，有的旋开旋闭，收效不等。
台湾在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发现苗栗出磺坑石油、天然气，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始聘美国技师用机械钻井生产取油。
这一时期开采的其他金属矿产还有金矿、银矿、锡矿、磺硝、朱砂和水银。除银、锡、朱砂、水银只涉及云贵、两广、湖南、新疆外，其他各矿开发已基本遍及全国各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