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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至亲

薛广玲

父亲的礼物

掐指一算,亲爱的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了。现在看来,失父之痛其实一直都在,并没有因时间的增长而变淡,在我快乐或者悲伤的时候尤为明显。

那一天,我凌晨五点接到了家中告急的电话,父亲出了车祸。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未婚,在我的世界里,即便出了天大的事,家永远都是我的退路,即便天塌了,也有我的父亲为我顶着。那一刻,我惊慌失措,恐惧瞬间弥漫开来,一路哭得稀里哗啦,从济南坐了近三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医院,见到了深陷昏迷的父亲。

主治大夫说,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听到那句话,我们兄妹三人彻底绝望,跑到走廊尽头,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我们不想让父亲听到哭声,医生说父亲虽然有生命特征,其实已经脑死亡了,但是我们依然坚信他能听到,他会心疼。

车祸前,父亲的胳膊因意外骨折,医生嘱咐他要静养三个月。父亲胳膊刚见好,便执意要去城里做工。母亲不肯,说这还不到大夫说的一百天,刚刚两个月多一点,怕是会留下病根。父亲说长时间闲着浑身难受,不如出去做点工赚点钱,心里踏实。父亲就在那天回家的途中出了车祸。村里人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我们知道,父母的命运,都握在孩子们手中。那时候姐姐下岗了,弟弟刚结婚,我远在他乡,三个孩子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父亲是一个心思极重的人,他想多赚一些钱,才能为孩子们多做一些打算。

父亲聪明好学,本来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由于时值文化大革命,与大学失之交臂。那是他一生的遗憾。父亲重视教育,对我们兄妹三人寄予厚望。他说:“只要你们愿意学,无论多难,我都会供你们读书。”姐姐和弟弟学习成绩一般,父亲为了让姐姐和弟弟跳出农门,花了八千多元给他们办理了蓝皮非农业户口,有了非农业户,他们就可以考技校了。姐姐和弟弟考技校,又花了八千多元。那时候,万元户在一个村子里也为数不多,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到了孩子身上,还欠了债。这件事在村子里轰动一时。很多人不解,说:“给儿子花钱也就罢了,给一个闺女花这么多钱,值得吗?有他后悔的那一天!烧包!不留点后手,以后老了怎么办?”

当时农村的女孩很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回到家里带弟弟妹妹,大一点的帮忙干农活,家境好一点的勉强读到初中。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许下的诺言,从未变过。那一年,我考入中专,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极少的。没有想到原定的录取分数线又提高了十分,我正好卡在这十分里,需要交七千多元的费用。姐姐弟弟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如若我再用钱,家里就更困难了!我急火攻心,发起了高烧。我烧得迷迷糊糊哭着说:“我不上了,回读一年,明年就不用花钱了。”父亲一边让母亲去叫医生,一边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咱不回读,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只管去上学,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不用担心,有爸爸呢!”

追溯到我与文字最早结缘,也和父亲有关。父亲虽然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却酷爱读书,他从田里干活回来,最幸福的事情便是洗净双手,倚在床头津津有味地看书。那是我少见的父亲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我文学最早的启蒙。那时候书籍很少,父亲就经常面临没有书看的日子,只能想办法找书看、借书看。在我上小学时,恰巧父亲的一位高中同学转到了我们小学当老师。他经常让我捎书给父亲,我成了父亲快乐的邮递员,那是生命中最为幸福的一段记忆。

我们兄妹三人参加工作后,逢年过节,都会买东西回来。邻居嫂子说,我们兄妹三人里,我最会讨父亲的欢心。不是我的礼物最为贵重,而是最可心。那时候我在办公室工作,我把办公室里淘汰下来的书籍、报纸整理好,逢周末就带回家,那是父亲最喜欢的。有时候,我还会带回去我的作品,它们通常是报纸上的一个豆腐块。我兴奋地嚷着:“爸爸,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爸爸,你快看!”父亲手捧报纸,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一刻,世间万物都是那么美好惬意,我是父亲最为骄傲的孩子,心里涌进无数的甜蜜和自豪。

父亲脾气暴躁,敢和村子里的小混混们单挑。但是对于我们兄妹三人,他没有动过一根手指。我们也是调皮的孩子,撒谎、早恋、逃学,别人家孩子有的,我们一样都不少。那时候父母打孩子,下手都很重,有的家长把孩子吊在房梁上打,生个小病很多都疏于管理。父亲对我们却不是,我们一有点头疼脑热,父亲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带着我们去医院。如若我们犯了错,父亲会给我们讲道理,有时候母亲忍不住吼几句,父亲总是制止,在孩子面前,暴躁的父亲变得特别温情。

那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决定申请去贵州工作。父亲得知后给我打电话边哭边说:“贵州离咱们这里几千里路,你去了那里爸爸怎么能放心?”听到父亲在电话那头像黄牛一样哭吼,我的心碎了一地。父亲说:“如果你想换工作单位,就回咱们老家。如果不想上班了,爸爸同意,爸爸养你!只要你好好的,有爸爸在,一切都会过去。”我知道父亲会是我们兄妹三人一生的靠山。我知道父亲说过的话,定会一言九鼎。

在我十八岁的那一年,父亲送给我一个礼物。那一年,我先后得了几场病,父亲很是心焦。他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知道听谁说了,猪骨精可以避邪,他就到处寻找。那时候农村杀猪多是在过年时候,偶尔办喜事的人家也会杀猪,但是极少。父亲为了寻到猪骨精,跑到了六十里外的外婆家。去外婆家要走很长时间的山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去外婆家,每次走到那段山路,我都会撒泼哭闹,不肯走,因为太累了。父亲就把我抱到自行车大梁上,推着我走。他把那个猪骨精打磨得很是光滑,还配上了一个绿豆大小的银质铃铛,又求村子里的一个神婆做了一条五彩绳,给我挂在脖子上。

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是我千金不换的宝贝。有它在身旁,总觉得父亲从未走远,一直就在我身边。

母亲,你慢慢走

“如果真的能够一命换一命,医院的天台上一定站满了母亲。”记不清在哪里看到的这句话,当时心头狠狠一震,让做了母亲的我非常共情。那句话真实而清晰地表达了母爱的勇敢和力量。

大概在我八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当时母亲也就三十多岁。她和父亲一样,凌晨四点半准时起床,煮碗面条就点咸菜,好歹吃上一口就坐上拖拉机出发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母亲的早上都从凌晨四点半开始,那种日子一过便是四年。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过风华正茂的年纪,甚至说没有过漂亮的时刻,短头发,好衣服也舍不得买,新三年旧三年的穿着,像个爷们一样。她举起铁锹,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料奋力地装进麻袋,和父亲一人两个角抓起麻袋往车上抛,一袋又一袋,直到装得冒尖,再用绳子揽起来。当时年幼的我们,没有想到母亲也有生理期,母亲也是一个娇弱的女子。夏天还好,冬天里,她穿着厚重的棉衣,戴上棉帽,顶着寒冷的北风前行。装车、卸车,汗水湿了一身又一身,没有条件换衣服,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又裹上棉衣,坐上拖拉机向目的地出发。她没有觉得苦,起早贪黑也好,寒冬酷暑也好,在她的概念里,为了孩子,她过的日子有奔头、有希望,她的每一锹,都是为了让她的三个孩子吃上可口的饭菜、穿上漂亮的新衣、及时交上学费。用她的汗水攒下一分一角一元,为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夯实基础。

那时候农村的父母大多都不重视教育,母亲只是小学毕业,却和受过高小教育的父亲意见一致。她不重男轻女,对我们姐妹两个似乎更疼爱一些。不像有的村里人,对女孩非打即骂,一心向着儿子。要么只让男孩上学,要么让女孩子勉勉强强上完小学毕业就帮家里干活,到了十七八岁时,便在母亲的张罗下定亲结婚,早早生娃过上和母亲一样的日子。在当时的农村,我们的母亲与其他的村妇相比显然有些格格不入。姐姐在初中时由于早恋导致成绩直线下降,初三时成绩一塌糊涂。那一年姐姐十六岁,媒婆不请自来,要给姐姐提亲。母亲听了后,把媒婆客气地请出家门,满脸不悦地说:“我们大妮还要继续上学,说好了回读,孩子年纪还小,我们现在不考虑找婆家。”媒婆一边走一边说:“一个女孩子上那么多学有啥用!还要回读,多花钱不说,以后大了还不是要嫁人!不如趁着好年纪选个好婆家,还能给家里挣点彩礼!”

姐姐回读后中考成绩依然不理想,父亲和母亲商议后,花四千多元给姐姐买了当时紧俏的蓝皮户口,让姐姐考技校。当时万元户都屈指可数,花四千元给一个女孩子买蓝皮户口,这简直就是我们村子的一颗炸弹。他们对我家指指戳戳,说母亲昏了头,那可是四千多元呢!白花花的票子!那可是母亲和父亲起早贪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寒来暑往几个春秋也攒不下几个四千!这倒好,给一个小丫头片子花掉了。大爷尤其气愤,把父亲骂了一顿。“你们有几个钱烧包烧成这样!我们手里存了几个钱都没舍得给儿子买蓝皮户口。”在一旁的母亲只管笑呵呵地说:“俺大妮这一下子跳出了农门,再也不用像我一样在地里刨食出力,这钱花得值!”大爷背着手走了,边走边说:“你们等着瞧,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每天早上给我煮两个鸡蛋,家里有营养的吃食一律紧着我吃。弟弟也是馋啊,嚷着也要吃鸡蛋,母亲呵斥说:“你二姐得增加营养,你一个臭小子还能和姐姐争食?”弟弟哭啼啼地走开了。那时候三株口服液开始流行,有一天,母亲偷偷把我喊进屋,掏出来两盒三株口服液,说是听说喝这玩意补脑子,买了两盒,价格可不便宜!她叮嘱我每天按时喝。末了说一句:“别让你弟弟看到了,省得他又提意见。”那时候,鸡蛋是有营养的好东西,补品更是金贵。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中专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整个村子沸腾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村子几年也出不来一个中专生,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母亲喜极而泣,一边哭一边说:“赶紧骑车去山上找你爸,快点告诉你爸这个好消息。”母亲去了村里的小卖铺,奢侈地买了啤酒、鸡爪、猪头肉等,我们坐在黄昏里举杯庆祝。

偶尔和母亲一起回老家转转,看到同龄的伙伴几乎都在农村生活,一比较境况,结局一目了然。当时不解的村里人,现在都对母亲竖起大拇指,说着诚挚佩服的话。再看我的母亲,或许是身体透支过度,就显得比同龄人要老一些。儿时眼中高大的母亲,背驼了,满头稀疏的白发,遇到问题时小心翼翼地咨询我们的意见,原来生龙活虎拿着铁锹像男人一样干活的她,在我们的面前变成了一个孩子。她走在前面,跟在身后的我,泪水早就溢出眼睛。

温情的话我说不出口,我在心里对母亲说:“母亲,你慢慢走,之前的您托举我们,以后的我们,陪您到老。”

(作者就职于山东能源兖矿集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