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调度会
安平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迷迷糊糊把眼合上。可感觉刚睡着一会儿，闹钟就响了。他习惯性地从被窝中探出左手，熟门熟路地按下了钟表的闹铃开关，片刻后翻身起床。
安平是石岭煤矿的调度室主任，每天清晨七点一刻准时在会议室主持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是他一天里第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内容。除非个人有特殊情况，调度会才由副主任或其他人代替主持。
了解煤矿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高危生产行业，矿工们在井下工作时刻面临着水、火、瓦斯等灾害的威胁，每一个煤矿人脑海里，安全这根弦永远都绷得紧紧的。有人总结煤矿正常生产有两个标志，在外人看来是高大井架上安装的天轮，只要它是旋转着的就说明井下正常生产；在内部人看来就是调度会，煤矿生产一天，调度会就不会停止召开。可以说，煤矿的每一天都是从调度会开始的。
正因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石岭煤矿专门修建了调度楼。这是矿上除办公楼外的另一处重要办公场所，是全矿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管理科室如调度室、生产科、机电科、通风科、安全科等都在这里办公，还有就是综采队、综掘队、运输队、安装队等各生产队的队部也都在这里。
安平小时候就听爷爷多次讲过，石岭煤矿是一座具有一百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矿，这里也是他一家三代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有民间集资在石岭煤矿所在的地域进行开采煤炭的活动了。起初年产量只有万把吨，就是一个勉强能出煤的小煤窑而已。安平的爷爷在上世纪30 年代由于家庭生活所迫来到石岭煤矿下井，那时的矿工顶着油灯下井，用镐刨煤，靠小毛驴驮着荆条筐在井下往外运煤，工作十分辛苦。他们住得像猪狗，吃得如叫花子。矿工无可奈何地这样形容自己：“上刀山是死了没有埋的人，下煤窑是埋了没有死的人。”在一次顶板垮落事故中，安平的爷爷和两位工友被埋在了煤堆里，幸好工友们抢救及时，安平的爷爷才保住了一条命，而两位工友却因伤势过重死亡。
1938 年的夏天，转战中的八路军总部来到山西，有一段时间就驻扎在石岭煤矿附近。八路军总部曾两次派工作组到矿上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传播革命火种。后来地方党组织根据八路军总部的要求，在石岭煤矿发展了第一批地下党员，安平的爷爷就是最早的十一名地下党员之一，还是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地下党支部成立后，利用工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救会）的名义开展工作。针对矿方无端开除工人、随意克扣工人工资等问题，在地方牺盟会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工救会组织了矿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工人大罢工。工救会代表矿工向矿方提出了把12 小时上班制改为10 小时上班制等五个条件，并选举代表同资本家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一开始，矿主代表还以“制度是开矿以来就有的，谁也不能随意改变”为理由，拒绝答复。工救会经过研究，干脆把煤场卖煤也停了，全矿生产彻底瘫痪了。最后矿方终于同意了工救会提出的五个条件，并照发了罢工期间的工人工资，罢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1941 年开春的时候，日本鬼子派兵侵占了矿山，挂起了“大日本国山西炭矿株式会社石岭采炭所”的牌子。鬼子们用很短的时间就把石岭煤矿变成了一座阴森森的兵营，在矿区修建了三个大炮楼，设立了牢房，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日本鬼子在矿区实行奴役化统治，规定矿工见了日本人必须要脱帽敬礼，否则就要遭受毒打。矿工上下班进出生产区要被鬼子强行搜身，根本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像囚犯一样被严密监视着，一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轻者挨皮鞭坐老虎凳、被吊上吊人杆，重者开膛剖肚、点天灯、被狼狗咬。石岭煤矿地下党支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提出了“不给鬼子出煤”的口号，千方百计阻扰破坏煤矿生产，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鬼子占领石岭煤矿后，为了尽快利用这里的优质煤炭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不断地往矿上运送机器、材料。就在这个时候，石岭煤矿地下党支部接到了上级党组织下达的新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偷运鬼子的机器和材料，以支援八路军军工企业。安平的爷爷代表地下党支部接到任务后，就秘密动员矿工中的可靠人员，将一些机器零件、工具、钢铁材料想方设法运出矿区。那些被矿工偷运出去的机器零件、工具、材料、电线等，通过专门渠道被送到了八路军修械所和兵工厂，不仅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军工生产。1945 年8 月，石岭矿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配合地方八路军举行武装起义，从日寇手中夺回了矿山。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那时候的厂矿企业，有个子女接班的制度，当父母亲到了退休年龄时，直系子女可以接替父母到企业上班。安平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来到石岭煤矿，接替安平的爷爷参加了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煤矿工人。当时，共和国初创，财力有限，物资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石岭矿工依靠自己的力量干、创、造，因陋就简，改造了矿井的通风、运输、提升、排水、供电等环节，将手镐刨煤方法改为爆破落煤方法，资源回收率逐步有了很大的提高。就这样，经过几次大的技术改造，石岭煤矿年生产能力由原来的万把吨提升到60 万吨。1963 年6 月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石岭煤矿以产量最高、效率最好、成本最低、质量最优、机构最精干的“五好”成绩被树为全国工交战线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在矿井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安平的父亲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被矿上任命为采煤队队长。
还是安平的父亲在石岭煤矿工作时，为了改善煤矿工人的生活，当时国家实行了“农转非”政策，就是符合条件的矿工可以将在农村生活的妻子和孩子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安平的父亲就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到了矿上，矿上给分配了住房，一家人从此过上了每天团圆的生活。安平来到矿上居住后，父亲把他的学籍也从老家的学校转学到矿上的学校。安平在矿上读完初中后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矿业学院。大学毕业后，安平主动要求回到了石岭煤矿。
一开始，安平被分配到了综采队。经过在职工学校的半个月培训合格后，他就跟着师傅下了井。记得第一个班是八点班，早晨六点就要参加班前会。班前会上队长除了布置当天的工作任务外，就是强调昨天矿调度会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安全。班前会后，安平到更衣室换上工作衣下井了。第一次下井，对于安平来说一切都显得那样新鲜，甚至激发出内心那份久违的文学激情。在安平的眼里，井下生产似乎充满了诗意。一条条宽大的巷道，迎面走过零点班下班的矿工，每个人头上一盏明亮的矿灯，宛如人间星河。工作面那一根根高大的钢铁支架，就如同一张巨大的竖琴。尤其是载人的猴车系统，人坐到上面双手抱着还真像一只猴子的姿态……可是当师傅领着他在井下转了好几个小时后，安平明显感觉腰酸腿疼，等到上井后连洗澡换衣服的力气也没有了。
在师傅的帮助和带领下，安平很快适应了井下的工作。一年后，他当上了队里的见习技术员，偶尔也替队干参加一两次调度会。他这才发现，调度会真的如队长每天讲的那样，是一个十分严肃认真的会议。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生产队组，如果发生了“三违”行为，会上就等着挨批吧，有的时候甚至被点名站起来作检查。再后来，安平当上了队长，参加调度会就成了家常便饭了，但他仍然认真对待每一天的会议。每次参加会议前，都要认真地自我总结队里前一天完成的产量、安全工作上是否有问题等等。参加会议时，他总是带着笔记本，把会议的精神认真地记下来。
这期间，安平在矿上成了家，妻子也是一位大学生。说来也巧，安平的妻子姓路，名字也是一个“平”字。父亲希望她人生的道路平平坦坦，但不了解底细的人看名字总把她当成一个男孩子。路平不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石岭煤矿工作，先是被安排到矿灯房实习。在矿灯房时，路平的工作是保养和维修矿灯，不长时间就被常常下井的安平相中了。安平利用同名的理由主动联系路平，一来二去就牵上手了，两人很快确立了恋人关系。实习期满后，路平被调到矿工会女工部上班。结婚后，他们在矿上的家属区购买了房子，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在安平工作差不多二十年的时候，原来的调度室主任退休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矿上会任命自己接替调度室主任。从一个天天参加调度会的人一下子变成主持调度会的人，虽然还是那间会议室，转变身份的安平突然间紧张起来。第一次主持会议时，安平感觉小腿肚子都在打哆嗦，生怕出了什么差错。坐在对面的矿长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让他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了下来。渐渐地，安平适应了这个角色，也不断地认识到了这个岗位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掌握井下第一手资料，他不仅在自己值班的时候下井带班，在其他时间也经常到井下主要工作面看一看。为了保证每天主持好会议，他总是早早到调度台把上一天生产的各种信息数据准备好，有时晚上加班迟了，干脆就睡在办公室里。
石岭煤矿的调度会多年来有个习惯，要求参会的人每天提前报到签名。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开会的时间，也起到了点名查岗的作用，但开会前却显得有些乱。安平当上调度室主任后，采用了在摆放参会单位名牌和在座位上按电子签到器的形式，不仅节省了会前的签到时间，而且对参会单位的到会情况一目了然。安平还规范了调度会的发言顺序，开会后基本上不用主持人安排，什么人到什么时候需要发言，自己心里都明白。轮到本单位发言，自己直接讲话就行了；如果不需要发言，就通报一声“本部门无事”。按固定顺序发言的制度，大大提高了会议效率。
一般情况下，石岭煤矿每天的调度会大约在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参加调度会的主要人员是矿领导以及矿上的中层科队长，会议没有什么开场白，直奔安全生产主题。在调度室主任的主持下，主要内容是总结前一天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时安排部署当天的安全生产工作。如果前一天有事故发生，要在会议上初步查找事故原因，吸取事故教训，调度会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些和事故有关的人员在会场上简直如坐针毡，参加调度会对于他们来讲就如同过关一样。调度会最后一个环节是矿领导讲话，每个分管领导皆言简意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当然了，也不是每天的调度会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当生产正常、安全状况良好时，早晨的调度会就会时间又短又轻松。最轻松欢快的调度会是每年春节当天的调度会。一般情况下，这天井下要停产，因此除了调度室主任简单安排一下井下的值守工作外，矿领导的发言基本是祝贺新年的内容。会议的后半段常常是有奖答题活动环节，答题的内容当然是和安全生产有关的。大家在欢快的氛围中问答，如果谁答对了，还能领到奖品。
石岭煤矿每天的调度会解散后，与会的中层干部有个习惯，就是到职工食堂或矿区的小饭店赶紧地吃点饭，然后或下井或到自己所在的单位和部门安排工作。调度楼旁边有一个小饭店，距离下井前换衣服领矿灯的大澡堂很近，因此散会的人到这里吃早饭的常常比到职工食堂的还多。饭店占地面积不大，也没有正式招牌，因为以前这里建过一个厕所，当地人土话把厕所称为茅房，因此一开始大家就叫它“茅房饭店”。茅房饭店的名称确实有些不雅，毕竟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后来有人以饭店老板的名字“铁路”作为称呼，渐渐地“铁路饭店”代替了“茅房饭店”，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是饭店开在了铁路附近。铁路饭店的饭菜很简单，主要有小米饭、汆汤、方便面等，都是进门就能端碗的那些品种。参加完调度会的人大多会在这里简单吃一些，就匆匆忙忙上班了。铁路饭店的“高光”时刻基本上属于早晨，中午和晚上就相对冷清了，因此常来这里吃饭的人喜称这里是“调度”饭店。安平也是铁路饭店的常客，为了节约时间，他干脆每个月在饭店提前预付一定数量的钱，每天吃过饭后，服务员就在他的预付款中减掉相应的金额就行了。
昨天晚上安平之所以没睡好，是心里有事。因为他最先知道，今天的调度会是最后一次了，矿长要在今天的调度会上正式宣布矿井关闭。安平怎么也没想到，工作了几十年的矿井会突然关闭，可是严酷的现实毫不留情地摆在了面前。煤矿是一个资源型企业，它拥有的资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一旦无煤可采，关闭是必然的事。当石岭煤矿开采年限超过百年之后，井下的3 号煤已经濒临枯竭。在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矿上经过多次调研，果断地实施了矿井巷道延伸改造工程，准备开采下组煤。经过几年的努力，下组煤工作面终于出煤了。然而采出的下组煤含硫高、灰分大，虽然起初还是有市场的，但随着环保工作力度的加大，石岭煤矿的煤炭已经成为不适合开采的煤炭。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集团决定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与时代同频率，在全国化解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浪潮中，实施石岭煤矿井口关闭，退出已经落后的产能。
矿井不再是生产煤炭的煤矿了，也就不需要召开调度会了。安平作为调度室主任，心里的滋味能好受吗？其实，自从石岭煤矿开始实施矿井关闭工程，安平的心情就已经是乱糟糟的了。实施关井的那一段日子，石岭煤矿人的心情很复杂。几代人赖以生存的煤矿将要告别熟悉采煤的生活方式，许多矿工感到失落，心里一下子接受不了。那一段时间，大家仍然下井，但不再是为了出煤，而是从工作面和巷道不断地往外撤采煤和机电设备，然后逐渐往井口方向撤离，直到最后用建筑材料把井口封闭。这个因为开采煤炭与地下畅通了一百多年的通道，瞬间和地面失去了联系。施工组在封闭的井口上方竖立了一块水泥碑，上刻“井筒名称：北副井立井；井筒垂深：137.45 米；井筒直径：4 米；封闭时间：2023 年10 月13 日。石岭煤矿”等字样。在矿上工作了30 多年的安平心里堵得慌，一天晚上，他想最后再去井口看看，可走到半路时眼泪就出来了。
石岭煤矿不采煤了，将来走什么路？作为石岭煤矿上级的集团公司一方面将生产上的主要人员调往其他生产矿井，另一方面针对石岭煤矿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特点，决定逐步将石岭煤矿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其实，石岭煤矿实施关井工程的同时，在集团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地面红色资源转型发展的工作就已经同步开始了。
2023 年10 月16 日清晨7 点15 分，石岭煤矿最后一次调度会开始了。调度室的白炽灯依旧亮得刺眼，墙上的大屏幕还在闪着井下的各种参数。只是今天，那些跳动的数字像是没了生气，会议室的气氛异常沉闷。安平没有像往常那样通报上一天的产量和进尺，说的是关闭工程的最后进度。“昨天下午，井下人员全部升井，主要设备升井并清点完毕，井口封闭工程完工。”安平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打破了沉默。矿长捏着搪瓷杯的手有些发紧，杯沿的茶渍记录着无数个调度会的清晨。安平说完，朝着矿长坐的位置望了望。矿长点点头，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的脸——曾经满脸煤灰的综采队队长，总在各种会议和井下现场喊得嗓子沙哑的安全科长，还有调来没几年、常常带着笔记本问东问西的大学生……“最后再确认一次有无安全隐患存在。”矿长的声音很轻，却压过了窗外渐起的风声。安全员翻开记录本，一项项念着，像是在数自己的年轮。当念到“所有通风口已密闭封堵，瓦斯浓度稳定在安全值”时，他顿了顿，把本子合上了。没人再说话，调度台上的电话安静得反常，没有了往日里此起彼伏的“收到”“明白”，只剩下长长短短的呼吸声。
“散会。”安平像往常那样宣布了散会，但这一次他觉得自己说得竟是那样沉重。他转过身，声音有些哽咽。矿长过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只是用力按了按。年轻的调度员关掉了大屏幕，光线骤暗下来，像是为一段岁月拉上了帷幕。
等参会的人陆续散去，安平也走出调度室，晨风带着凉意吹过来。不远处的井架仍然高高耸立在那里，初升的阳光把它和一栋栋熟悉的建筑染成了暖黄色。安平回头望了一眼，那些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终于都成了心底最沉的回忆。
